習近平在福州(十二)

【發布日期:2020/1/13 9:27:26】 【作者:管理員】 【關閉

習近平在福州:"習書記要求身邊工作人員講規矩守紀律"

2020年01月06日 08:46:50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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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訪對象:陳承茂,1957年4月生,福建周寧人。1982年任《福建論壇》編輯、記者。1992年2月調福州市委辦公廳工作,1996年1月后歷任福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馬尾區副區長、福州保稅區管委會黨組書記兼常務副主任、福州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現任福州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采 訪 組:林振義 沈 凌 桑 熙

  采訪日期:2019年6月5日

  采訪地點: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訪組:陳會長,您從1992年2月到1996年1月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同志身邊工作。您和他是怎樣認識的?

  陳承茂:我是1992年到習書記身邊工作的,但我認識他還要早一些,是他在寧德工作的時候就接觸和認識的。

  那是1989年,我還在《福建論壇》當記者。這份刊物創刊于1981年,由省社科院主管主辦,主要刊登理論文章。習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他個人前后有6篇論文發表在這份刊物上。我大學畢業后到《福建論壇》工作,頗有一番當“名記者”的雄心壯志,很愿意到福建各地采訪。當時聽說寧德來了一位非常年輕但工作水平、思想水平、講話水平都非常高的地委書記,就懷著好奇的心情去采訪他。我自己就是寧德人,跟習書記有很多共同語言,交流十分順暢、自然。在那次采訪中,我強烈感到習書記和別的領導不一樣,他學識淵博、談吐大方,看問題、談想法站位很高,從歷史的維度和全國大局的角度看閩東發展問題,展現出極強的哲學思維。這次采訪的成果,就是發表在《福建論壇》1989年第2期的《對閩東經濟發展的思考——中共寧德地委書記習近平同志采訪錄》。這篇稿子雖然不長,但講的都是實打實的干貨。

  那個時候,習書記來寧德也就是半年多時間,但他對寧德各方面情況了解得很深入,和我提到的一些事情,我作為寧德本地人都不知道。他身上那種正能量就像磁鐵一樣感染著我、吸引著我,讓我終生難忘。

  采訪組:您剛才提到,習近平同志所談的思考展現出極強的哲學思維,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陳承茂:習書記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談話和思考很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說出來的話、寫成的文字深邃而睿智,這是我第一次采訪就留下的深刻印象。這一點,隨著我與他接觸的深入,尤其是后來還有4年時間在他身邊工作的經歷,感受就更深了。回過頭來品味,習書記在福建17年多,所作的重要決策、所闡發的重要思想,他的智慧和責任擔當,無一不是遵循著哲學之道,有著深厚的哲學底蘊。前兩年我有一個強烈的愿望,就是再去高校讀一個哲學博士,不是沖著拿什么學位,而是想沉下心來把習書記的哲學思想好好研究一下。聯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領導干部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看家本領”來學習、來掌握、來運用,這完全是他自己從事領導工作的經驗之談,是有感而發、由衷之言。

  再回過頭來說說他關于閩東的哲學思考吧。他認為閩東要擺脫貧困,就要始終保持一種滴水穿石精神,也就是要像水滴一樣,一滴接一滴,最后才能穿石。這個穿石的過程,可能是一輩子,也可能是幾輩子,但作為共產黨的干部,在一個經濟落后地區發展進程中,不應該追慕自身的顯赫,必須尋求一點一滴的進取,甘于為總體成功作鋪墊。每一名干部都成為這樣的“水滴”,承擔自己該承擔的責任,一任接著一任,不搞“三把火”,不搞轟動效應,不想著一下子就有所變化,就能夠集腋成裘、滴水穿石。所以,他一方面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又講“功成不必在我”,體現了共產黨人從政的辯證思維。

  在那次采訪中,我專門問了他對當時閩東三大熱門話題即開發三都澳港口、修建福溫鐵路和建設中心城市的看法。他說:“有這三個話題是件好事,表明閩東人民認識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當然改造自然還需要客觀條件的成熟。像港口、鐵路等開發建設有賴于國家的宏觀決策,中心城市的形成也是經濟長期發展的結果。閩東財政收支不平衡,靠我們自己一時還難以進行大規模建設。讓外界認識這三件事的意義是必要的,但我們的立足點不能放在這上面。可能性和必要性,不等于就是必然性。事關地區發展戰略全局的決策,要充分考慮到國情、省情、區情,不要把近期內難以實施的發展目標超前化。重要的是抓好中、短期工作。”這段話既肯定了“熱門話題”的意義,也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講了可能性與必然性、近期和長遠、局部和全局的關系。這樣充滿辯證法的分析,不能不讓人折服!在習書記看來,做好當前的工作,就是為長遠積累條件。從量變到質變,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習書記并沒有打擊閩東干部群眾謀求發展的積極性,他后來也一直牽掛著閩東人民。習書記到浙江工作后,閩東經過了10多年發展,他認為修福溫鐵路的時機成熟了,就不遺余力地提供幫助、加以推動。福溫鐵路2002年9月經國家發改委批準立項,2004年10月批復可研報告,2005年8月全線開工,2009年國慶節之前正式開通運營。閩東人民的這一夢想成為現實。

  那次采訪后不久,習書記在《福建論壇》1989年第5期上刊發一篇文章《正確處理閩東經濟發展的六個關系》,后來收入《擺脫貧困》一書。在這篇文章中,習書記把閩東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歸納為“因地制宜、分類指導、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注重效益”,強調要按照這個指導思想處理好六個關系,就是:長期目標和近期規劃的關系,經濟發展速度與經濟效益的關系,資源開發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生產力區域布局中的山區與沿海的關系,改革開放與扶貧的關系,科技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他對這六個關系的論述,簡直就是一篇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典范之作。處理這六個關系的辯證思維,直到今天對閩東乃至許多貧困地區的發展,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這篇稿子來了之后,我們一字未改、原文照發。習書記的哲學功底和文字功底,由此可見一斑。

  采訪組:您說習近平同志當時的思考和決策都有著哲學底蘊,還能給我們講幾個例子嗎?

  陳承茂:好的。我認為習書記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對實踐觀也有自己的創見。除了剛才提到的“滴水穿石”,他還在寧德提倡“經濟大合唱”,就是講:一個地方,經濟建設是主旋律,干工作就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不能“瞎忙乎”;但光有主旋律,不講同心協力也不行,需要調動各個部門、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各個部門要自覺配合、主動協調,不能各唱各的調。習書記用“經濟大合唱”這個通俗表述,向大家講明白了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講清楚了重點論和兩點論的統一。

  習書記還講過實踐動機和效果的統一。他給我講過一個特別形象的故事叫“庸醫治駝”,說是一個庸醫為了治好駝背病人,就用夾子把病人的背用力一夾,結果背是夾好了,可是人卻醫死了。所以,只是動機好是不夠的,還要兼顧最終效果。這個故事出自明朝江盈科的《雪濤諧史》。你看,習書記總是能用淺顯的語言表達出深奧的哲學道理,讓人聽了一次就徹底記住了,再也忘不掉。

  習書記還跟我談起過寧德的廉政建設。當年寧德處理干部違規建房問題,他并不是就事論事來處理這件事,處理問題的背后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是一個立場問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愛人民之所愛”,還要“恨人民之所恨”。“愛人民之所愛”,反映的是人民情懷,這一點容易做到;而“恨人民之所恨”,體現的是責任擔當,這一點做起來不容易。有了私心雜念是做不到的。他說,我們做官不要想著不得罪人,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該得罪的人就要得罪。當干部就要像焦裕祿那樣,心中始終裝著人民,唯獨沒有自己。他還說,我們共產黨的干部坐在領導位置上,就不要談什么單純的快樂,只要在為人民服務中感到快樂就可以了。

  習書記還講過如何看待干部主觀能動性問題。他說,閩東由于長期貧困,干部都有自卑意識,去省里開會不敢坐前排,不敢第一個發言。我就要改變和淡化這種貧困意識。所以去省里開會,我都要坐前排,爭取第一個發言。“我們閩東雖然經濟貧困,但思想不能貧困。”我當時聽了這句話十分震驚,也受到很大啟發。習書記這些飽含智慧的思想,為閩東干部群眾更好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我說習書記像磁鐵一樣吸引著我,根本的就在于他思想的魅力。

  采訪組:您后來到福州市委辦公廳,在習近平同志身邊工作,能不能講幾個讓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陳承茂:當然可以。1992年2月,根據組織安排,我給習書記當秘書,一干就是4年時間。4年秘書生涯,成為我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經歷。在習書記身邊工作,使我有條件更加貼近地了解他,感受更多的是他在處理具體問題上體現出來的領導風范。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很多,我簡單說幾個。

  第一個故事是“一張修理電視機的發票”。2018年底,我的一個朋友,當年福州市有線電視臺臺長、現任省政協副主席杜源生同志跟我說,他找到了一張發票,日期是1995年3月15日,交款人是“彭麗媛”。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動。雖然發票已經發黃,但讓我回想起了它的來歷。我記得當時習書記住在福州市委一個公房里,有一天家里的電視機不顯像了,他就讓我去請電視臺的技術人員來看一下,還特意叮囑我一定要照價付費。后來電視機修好后,我問人家要付多少錢,當時跟著過來的電視臺臺長杜源生同志說,修理公房電視是不收費的。我覺得也有道理,就這樣跟習書記報告了。沒想到習書記當時就說:“不行,我家的電視壞了,修理費當然由我來付。”他批評我辦事不認真,讓我第二天去把錢給交了,還特意囑咐我費用從他工資里開支,而且要把發票開回來,寫上彭麗媛老師的名字。后來我就去把錢交了,一共花了50元。當時習書記的工資才200多元,應該說這個維修費用不低了,可他卻態度堅決,公私分明,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

  第二個故事是“公開機關單位電話”。習書記在福州市提出了“為民辦實事”“化解矛盾在基層”等要求。當時不像現在這樣信息公開,有些單位把機關單位電話做了保密處理,人民群眾要找職能單位辦事普遍存在找人難、打電話難的問題。1994年1月,習書記聽到有群眾反映這個問題后,立即交代市委辦、市政府辦的負責人,馬上把包括市委的、市直機關單位的電話全部登報公開。不久后,所有電話號碼就公布在《福州晚報》上。當時習書記要求設立值班室接聽電話,還培訓大家怎么接電話,怎么傾聽群眾心聲。公開電話這個舉措的反響在全國極為少見,受到群眾的廣泛好評,充分反映出他當時要改變福州市工作作風的決心。

  第三個故事是“給環衛工人制作安全標識”。有一回,我跟習書記下鄉去調研,途經福州市一個交通繁忙的區域,看見幾位環衛工人正在清掃路面垃圾。當時車來車往,環衛工人一邊掃垃圾,一邊還要躲閃來往的車輛,而他們在車流中卻并不顯眼,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撞著。習書記看了以后,馬上叮囑我第一時間聯系當時分管城建的副市長林永誠同志,轉達他的要求:環衛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師,為了方便他們工作,使他們在車繁人雜的工作環境下有一定的安全保障,要為他們提供統一的標識,比如帶反光粉的紅黃坎肩,或者有明顯標記的帽子、袖章等。他當時還交代要馬上就做,不要考慮錢的事情。自此以后,福州市全部環衛工人都統一配發了反光背心和反光帽,環衛工人安全事故也大幅減少。對習書記來說,人民的事情都是大事,只要他發現了就一定會想辦法去解決,即使是交代別人去辦,他也會說得特別詳細,交代得特別清楚。

  第四個故事發生在我自己身上,講的是“由半碗剩飯引發的‘談心’”。當時彭麗媛老師很忙,工作要到處走,習書記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生活。有個周日的早上,因為上午要加班,我就到習書記家和他一起吃早飯。早上我們煮的是稀飯,那天我水放得多了點,我和他各吃完一碗后,鍋里還剩了大半碗稀飯。吃完收拾餐桌的時候,我就不經意地把鍋里的剩飯端起來,往廚房方向走去。習書記見狀馬上問我:“你要干嘛?要倒掉嗎?”我心里咯噔一下,心虛地嗯了一聲。他沖我揮揮手,“來來,過來坐下。”他說:“我們都當過農民,應該都知道,一粒米就是一滴農民的血汗,不容易啊!我們每天端起飯碗,就要敬畏農民的勞動,這種敬畏感要發自內心,要是自覺的。你可能覺得這半碗飯值不了多少錢,但敬畏感和錢沒關系。當然,也許你今天把這半碗稀飯倒了,別人也不知道。但是,我們敬畏的事情,別人不知道我們就可以做嗎?”他接著又語重心長地跟我說:“古人常說要慎獨,我們獨處的時候,不能做不可為的事情,這就是慎獨。”我聽了以后,感到既驚訝又慚愧。他又跟我說:“這樣吧,中午我們不去吃工作餐了,回來再添把米,把剩下的這點飯吃掉。”于是中午我們回來后,我就把剩下的稀飯從冰箱拿出來,加了點米,我又炒了個雞蛋,就把飯吃掉了。事實上,那個飯確實很不好吃,因為在冰箱放過以后,米都軟爛掉了,但習書記吃的時候卻毫不在意,還一邊吃一邊給我講過去經歷的趣聞,我對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第五件事情還是關于我自己的,講的是“做工作要講規矩”。我當時是從社科院調到市委辦的,人還住在社科院的公房里。有一次我家的電燈壞了,我想都沒想就給市里的機關事務管理局打電話,請他們找個電工幫我修理一下。其實這么做是不合規的,當時機關事務管理局主要是對公服務的。后來習書記知道這件事情后,把我叫去談了很久。他問我為什么要給機關事務管理局打電話,我辯解說不好意思讓原單位電工來修理。習書記很嚴厲地對我說:“你今天要不是秘書,能直接給機關事務管理局打電話嗎?你要不是秘書,就要從辦公廳行政科走程序一級一級報上去。你這是利用你的秘書身份,打電話,辦私事。”然后他跟我講了很多做秘書的注意事項,說做秘書一定要堅守崗位,兢兢業業,要講規矩、守紀律,不能有特權思想,要夾著尾巴做人,事事好自為之。這件事對我震動和教育很大,我當時還寫日記記下了對這件事情的感想。這也說明,習書記不僅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身邊人。后來工作中我始終牢記他送我的“好自為之”這句話。

  有一些故事我沒有親身經歷,是我后來間接聽到和了解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永泰縣和一個老干部聊天,老人家當時已經80多歲了,講起習書記來非常激動,說習書記是他們村的大恩人。這位老人當時是村支書,已經連任兩屆,準備離任之際,習書記到他們村調研。老書記當時就跟習書記報告了村里的情況,說自己一直有個心愿未了,就是村民出門都要坐小舢板才能到河對面的村鎮,交通很不方便。習書記聽了之后,馬上指示幾個相關部門去調研了解情況,很快就確定了一個解決方案,由市里出資30萬元,給村里建了一座橋。村民們都很感恩,把這座橋命名為“幸福橋”。

  采訪組:您在習近平同志身邊工作期間,正好經歷了1992年這個特殊的年份,見證了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他在福州的改革實踐歷程。請您談談這方面印象深刻的事情。

  陳承茂:我在習書記身邊工作的那幾年,正好是他在福州“甩開膀子干事業”的時候。1992年的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精辟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科學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十多年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明確回答了經常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這個談話極大地鼓舞了全黨全國人民。廣大干部和群眾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奮,到處呈現熱氣騰騰的改革開放景象。以南方談話為標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在1993年元月的時候,整理了一份《福州市1992年改革與開放備忘錄》,其中寫道:“新春伊始,習書記重發舊文《滴水穿石的啟示》作為元旦獻辭。這是提倡1992年的精神: 敢于嘗試,勇于堅持,善于積累。習書記預測1992年的基本態勢:一是有緊迫感(元月十日在市政協委員視察全市時,習書記指示: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有一種緊迫感);二是良機已到(習書記在元月二十三日開發區建區七周年慶祝大會上指示:面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面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新態勢,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抓住機遇)。1992年將是不尋常的一年。”

  備忘錄的第一篇是習書記1992年1月在市政府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強調解放思想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敢于實踐,打破框框,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這年5月,習書記又在全市黨代會上提出要排除五個思想障礙,即 求穩怕亂、小富即安、等待觀望、與己無關、無所作為。

  第二篇記錄了“3820”戰略構想的誕生過程。我在這篇文章最后談了自己的感想:從歷史的、發展的、辯證的角度來看,任何一項宏觀戰略的制定與實施,都是要在實踐中隨著事物的發展、客觀情況的變化而不斷豐富和完善的。所以習書記在市政策咨詢研究會成立的時候指出要及時反饋執行情況,使領導能及時調查和修正后來的決策,爭取最優實施效果。

  習書記在福州的改革實踐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提倡“馬上就辦”的工作作風。“馬上就辦”是習書記1991年2月20日在福州市委工作會議上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確提出的。3天后,他在馬尾開發區現場辦公會上又強調:“要抓住那些急需解決又有能力解決之事進行研究,并且本著‘馬上就辦’的精神組織實施。”習書記還在現場辦公會上講“馬尾的事,特事特辦,馬上就辦”。后來,馬尾開發區為了提高辦事效率,采取了許多措施,如“辦事限時制”即辦事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紅燈呈報制”即辦事的干部不能說不能辦,如果辦不了的事情必須往上呈報。我到馬尾區工作后,習書記也多次強調“馬上就辦”理念。從多次談話中,我體會他講“馬上就辦”的內涵主要有三點。一是干部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二是干部必須有辦事的素質與能力。光有宗旨意識,沒有辦事的素質與能力,也不能做到“馬上就辦”。三是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有宗旨意識、有辦事的素質與能力,但沒有完善的體制和機制,還是不能做到“馬上就辦”。當時他還提出“一棟樓辦公”,即應當由政府辦理的全部手續都在一棟樓完成,這在全國也是少有的創新。他任福建省省長的時候,親自擔任省機關效能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在全國率先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提出要加快改變政府職能,減少審批事項和環節,不去管那些不該管的事情,建立高效率的服務型政府,這些都是習書記“馬上就辦”思想的具體實踐。

  采訪組:后來您離開秘書崗位到保稅區工作,工作上和習近平同志還有哪些接觸?

  陳承茂:1996年,習書記已經調到省里工作,我到福州保稅區管委會任副主任。他對我說,福建要突出對臺工作特色,保稅區是一個很好的窗口。有兩件事情讓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件事情,我們當時要在保稅區一棟大廈里舉辦臺灣商品博覽會,規模不大,也就100多個攤位。當時習書記已經是福建省委副書記,我向他報告說,雖然這個商品博覽會規模不大,但是對做好兩岸工作非常重要,希望得到省里支持。習書記說沒問題,你好好做,我寫個賀信給你們。也正是因為有了習書記的賀信,市里也很重視,還請了一位副市長過來參加活動,在臺灣客商中反響很大。可見,只要是對兩岸工作有利的事情,習書記都非常支持,鼓勵我們一定要好好做。

  第二件事情,就是帶百家企業去臺灣金門辦展覽。當時福建馬尾港和臺灣金門港已經50年沒有通航了。當時習書記已經是福建省省長,看到我們提交的報告,了解了我們的計劃,表示贊同,并在我的報告上批示請省外貿廳予以支持。后來,在省里和市里的支持下,我們花了大半年時間準備,最后成功帶一百家企業代表到金門辦展,取得圓滿成功,成為兩港之間50年來的破冰之旅。

  采訪組:您剛才談到習近平同志很重視對臺工作,這也體現了他對統戰工作的一貫重視和支持。您現在擔任福州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屬于統戰工作的范疇,請您談談這方面感受。

  陳承茂:習書記后來離開福建以后,也一直把對臺工作記掛在心里。前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大會接見代表時,見到了莆田市市長,就脫口而出:“你們要把湄洲島建設好。”當時聽他們回來傳達的時候,我也覺得很納悶,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不說把莆田建設好,而要專門強調把湄洲島建設好呢?我上個月特意去了一趟湄洲島。原來,湄洲島是媽祖的誕生地,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福建工作時就去島上調研過。調研的時候,湄洲島管委會的人跟他說,他們在做廣場,要接待很多人,包括來自臺灣的同胞,但是資金不足,工作出現困難。當時省里有200萬元的省長基金。習書記了解到湄洲島的情況以后,二話不說就把這200萬元都撥給他們,還囑咐他們要把廣場做大一點,讓臺灣同胞來得多一點。后來湄洲島在做綠化的時候,他又特意囑咐當地工作人員,要把種樹的地方留大一點,將來邀請臺灣同胞過來種樹。習近平總書記常講兩岸融合,不僅要經濟融合,更要心靈融合,心靈融合就包括精神的融合。媽祖文化是兩岸人民的共同信仰,因此可以作為兩岸共同的紐帶。我想,這可能就是習近平總書記重視湄洲島建設的深意所在。

  不僅是對臺工作,習書記對宗教工作和宗教人士也很重視。我記得他當年跟福建佛教界交流非常多。我有一個老鄉是雪峰寺的住持,他到現在都記得習書記當年跟他說的:中國的佛教一定要為國家分憂,要有為人民著想的意識;佛教也要愛國,要為老百姓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佛教也要弘揚好中國文化。

  采訪組:除了工作上的交流,習近平同志還有哪些方面給您留下深刻印象?

  陳承茂:習書記很愛讀書,雖然他工作很忙,但讀的書非常多,記憶力也很強。他博聞強記,談問題很深刻,很重要的原因是對同一個問題看不同人從不同角度寫的書。雖然我是經濟專業出身,但在談到經濟問題的時候,習書記的觀點總是更高一籌,而且旁征博引,把一個事情講得非常透徹。他平時閑下來的時候最喜歡的就是買書,當時搬家的時候最多的也是書。

  他做事非常專注,一旦工作起來,就完全沉浸其中。我在他身邊工作了一段時間后,自己受到很大影響,發生很大改變。我原本是個性格外向的人,但在他身邊工作以后,我說話聲音都變小了,性格也更沉靜了。

  他心里始終裝著老百姓,在任期間走遍福建山山水水,跟群眾握手,在百姓家喝茶,每一句噓寒問暖都不做作,與群眾毫無距離感。福州當時有一些百姓住在棚屋區,被稱為“紙褙屋”,破爛不堪的房屋里夏不防暑、冬不御寒,雨季泥濘不堪,旱季熏臭難耐,板墻又極易干裂、起縫,住在里頭的人用紙糊墻壁。習書記為了了解實情,專門在盛夏帶有關部門的干部過去調研,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在那里切身感受一下。

  他當時去過三明,和當地村民講起保護環境的重要性,說山林就是“銀行”,和后來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一脈相承。當地村民把他說的話編成村規民約,深入人心。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這個村的村支書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到北京開會,習近平總書記見了,沒想到還記得他,說要向這個村的村民問好,村支書非常驚訝,沒想到日理萬機的總書記,這么多年后還能記著一位普通干部,居然連名字都能夠說出來。

  他很重視對歷史遺跡的保護。當年,三明萬壽巖地區好不容易發現了礦石,如果進行開采,會帶來數億元的收入,但是那里是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地,于是面臨兩難局面。當時三明很貧困,很多人覺得開采就開采吧。習書記了解到這個情況,馬上命令說不能開采,要保護起來。這和他在福州保護林覺民、謝冰心故居和林則徐遺跡等做法都是一致的。

  習書記能有這些高貴的品質,與他嚴謹的家風密不可分。我跟習書記的父親習老見過兩次面,每次見面都覺得很親切,就像是自己家的長輩一樣。我記得當年習老在深圳生活過一段時間,我去深圳出差的時候,就替習書記去看看習老。老人家年紀大了,警衛員讓我只談十分鐘,但每次習老都會拉著我,聊半個小時都停不下來。他總是不斷叮囑我:“一定要近平好好工作,不要怕吃苦,要為人民多做工作。”我回答說,習書記現在已經是沒日沒夜地工作了,老人家連聲說“好好好”。

  我在習書記身邊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對我的影響卻很深。他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從政的首要理念,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受習書記的影響,我后來在工作中也一直嚴格要求自己,兢兢業業,用那些曾經在他身邊受教的點滴來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能有這樣的人生經歷,我感到非常光榮,也非常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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